致郭国松求职信
致郭国松求职信
这封信，是我2009年6月所写，本想去《中国周刊》找郭老师，但去时只见到朱学东和蒋明晨老师，突然想到这封信，又看到我年初去晋来京时所作简历，感慨！权作纪念！
郭老师：
您好！这是一个学生写给您的一封推荐他自己的信，世界上有多少种推销自己的方式不得而知，但这个人在您的博客文章《重归世俗》里感受到了某种来自于文字内外的亲近。如果您能见到这封信，那么，这是我的幸运！
我是一所普通二本学校毕业的新闻学学生，没有机会与您在做新闻的路上相逢，也没有机会在您的讲座课堂上当面受教，我所能做的，是在像您一样的老师们的文本间不停揣度，而后于稚嫩的践行中反思、渐进。
给您写这封信，不是请求您而谋得一份什么工作，而是觉得自己周身的力气日复一日耗费在让我困惑的东西上，我苦于向往，不想绝望，而只想尽一切可能尽快抵达希望。您这样趟过新闻的理想与现实的记者，是我们这样渴望走到新闻中央的初学者向往的彼岸，而不管那是否是真正的彼岸，起码现今是。
我自己想着，但凭那些可以通达意义的文字，借您一路新闻奔波之经验，判断像我这样一个人，是否有做好一名记者的潜质，或者，请您指点一下出路。
准确些说，我今年7月份毕业，年初由山西来的北京，只因为有人告我：北京还是一个相信能力的地方！我就读的学校叫做长治学院，所学的新闻学专业是这所学校2005年新开设的专业，我是第一届毕业生。
在我的大学岁月里，没有多少来自外界的人物对新闻案例或者从业经历的讲解，以使我能从中获得激越；也无从谈及潜心学习新闻理论知识，因为在课程设置上，古代汉语可以开到4个学期108个课时，而新闻写作只学过36个课时，大三方有第一位真正新闻教师授课，虽然我觉得自己还是通过各种渠道看了不少书，了解了一些东西，但依然觉得莫名的惆怅；还有实践环节，刚刚我的学校通知我，因为我这学期并不在学校，为了保障更多学生的的安全，系里打算对我这样的学生杀一儆百——将我所谓的党员转正延后半年……
说这些的原因有二。
第一，我是想表明，我并非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学生，我愿意摒弃一切繁芜，到一个值得为之奋斗青春的地方，踏踏实实地做我的稿子。
由于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忧虑，我并不甘心毕业后问职于一个地方级报社——虽然，新闻无处不在，新闻也无大无小，但自己还是想到一个相对适合新闻“生存”的地方，到一个可以将“新闻”传播到更大范围受众的地方，一试身手；因为大学四年，除了上课时间，我大多数时间是呆在报社实习，虽然最远只是省级的报社，但他们中间也不乏卧虎藏龙者，从那些报社里极其有限的踏实者、独到者手中，我也学会了很多东西……
第二是，我本不是一个埋怨环境之人，穷则思变，我能够从平静的环境中和自我浮躁的心境中去思考，去突围， 06年初，我写过一篇反映所在学校情况的稿子，叫做《来自南校的报告》（这篇稿子，我附在信后面，倘郭老师稍有空闲，可翻一下），其中有这样一节，或可明我心志：
……
请暂且不要说“长治学院只是一所刚刚升本的二本院校吧”！诚然，且不比国外名校，就国内而言，比之清华、北大，长治学院的学生的确在基础知识等基本素质上有所差距，但就是因为有差距，这所大学的相当大一部分学生并不愿意坐以待毙、接受命运的'摆布，他们更懂得什么叫做不平，什么叫做奋斗。我们的一切与其他学校的学生所现实拥有的相比也许卑微，但没有谁可以决定我们今后的命运必须卑微，我们要努力，我们因觉察到基础低微所以我们必定会比其他人更懂得奋斗。只要学校不遗余力地培养他们、引导他们，他们照样会开出美丽的花朵。多少年后，这里也会像哈佛像耶鲁一样因培养出了多少位总统、多少位诺贝尔奖得主而驰名内外，也会像清华、北大一样因培养出了多少位主席、总理而更加熠熠生辉！也会因兰大拥有李阳一样为世人所耳熟能详！
……
现实是这样的，我在学着自无中生有，于病中突围，我花了太多的时间，去弥补一所我所就读的这样的大学和我所认识的社会带给我的恐慌。
这四年，看了些在学校接触不到的书，字字句句细抠过很多报纸、杂志的文本，无时无刻不在思量那些令人血脉喷张的文字后面的采写技巧，负责了三年学校校报采编，创办了新闻社团，办出学校第一份新闻性质的学生刊物（我附上的一份小报，是在校期间所办，仍请郭老师翻翻），建过一个经营性质的工作室，还和人合作，做过一个广告公司。
四年里的每一个寒暑假期，不停地跟社会交流，不停地跟能够接触到的媒体从业者交流，不停跟他们学习新闻操作方法和新闻理念，不停思考、阅读、写作，不停地磨砺稿件，不停地自学、跟别人学，从模仿到思考变革，从发第一篇新闻消息到写通讯特稿……我想说，我是这样一路走来的。
我就是带着自认为“并无虚度的四年和一腔希望”，来到北京。做好了吃一切苦、受一切累的准备，预料到这个所谓的“机会之都”可能带给我的煎熬和磨练……
而现在，这天夜里，不，也许是近三个月来的每一天夜里，我都不停在想：我来是为了干什么来了？这种付了上半年房租，想着攒下半年房租的日子令我极度苦恼，最关键之处在于：我根本找不到机会触摸到能开动脑筋方能写出的新闻！
坐在租来的居室里，面容越来越静默，心中越来越焦急。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慌乱，尽管我一直以为自己有能力拿得下大多数类型、境况的采访，有能力写出无论从意义、翔实度、逻辑性、可读性等各方面都像摸像样的文本。尽管我认为自己还算是对文化类型的报道擅长，还想做了几年文化类记者后，向财经类记者转型……
可我今天感觉一个人的渺小，我不是找不到工作，只是这个工作并非我想要的，我只是要买一个纯粹的羊头，可客栈把我请进了厅堂，我却发现那是个作坊，端上来的是一盘狗肉……
也令我难以理解的是，这里居然有很多研究生，准确些说是很多很不错的大学毕业的研究生，这段时间，大家在做一本有关于教育的书稿，他们一天写一个的时候我开始一天写三个，没有人说起过，我们被招来这个报社时的名义是“新闻记者”，而今做的却是“策划编辑”？这个“缄口”难道只是为了生存下去？还是想骑上这匹马，然后容易跳到另外一匹马？雇着和佣者达成了一种奇怪的共识……他们什么也没有表现出来，也许他们比我深沉，但我觉得高手肯定不在这里，高手的“以退为进”不是这么个状态。
我还得去找找看，不是我不踏实，我不能等死。
这是我面对的。
我想起自己尚是幼小之时，家人对我说起的故事：李斯未曾发迹时，在乡间读书，很多时间无所事事。有一日他去厕所如厕，发现一只老鼠，畏畏缩缩地在茅坑边啃粪便，李斯说，你这只老鼠，为什么不到谷仓中偷吃粮食，而是缩手缩脚地在粪坑奋斗？话未说完他突然间想到自己，他说李斯你满腹经纶，为什么不到列国去施展抱负，而是在乡间吃粗茶淡饭？后来李斯就去了秦国，结识了吕不韦，后来又去了嬴政家……
到离你想要的东西最近的地方去，只有无限可能的接近，才能无限可能地触摸，不知己知彼，永远都不会有成功的可能——这是这个故事告诉我的。
我当然没有李斯那样的才能，甚至一直以来让我引以为傲的勇气也渐渐离我远去。就连这四年大学期间凭借实习之名，所发表的20来万字稿件我都越读越怕——我是不是这块料？我能不能写了那些令我神往的稿子？
来京一个月后，以前我跟过的一个《长治日报》的老师，他是该报唯一的一个首席记者，叫郭振海，他告诉我说：你如果现在还在北京呆着，那么，这是你自己不努力……是的，我说，我是不努力，我曾像在山西之时，直接去找过报社老总，毛遂自荐，在那里屡屡成功，事实证明，我这个实习生不比他们的任何一个记者差劲儿。但我现在像以往那样，在北京左奔右突时，仍是屡屡——不过却是屡屡碰壁。
我去过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找陈海老师，陈后来一席话让我惆怅又感动：你现在只能做我们的一个特约撰稿，报社年初招过人，你错过了；我当年也是像你一样，从贵州的一个小地方走过来，对你的勇气和坚持满意，但你应该先找一个单位呆下来，活下去，然后再图，我相信有一天我们能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做同事。我知道他的言外之意在于，我现在并无拿的出手的东西，让他满意，并留下我。
前段《新京报》招实习生，我想去，实习一年我都愿意，虽然刚来北京时对《新京报》等报社那种琐碎的小报道不是很以为然，但后来想通，自己应该去补补课，去做上一段社会新闻。我打电话不通，发邮件服务器退回，后从单位请假，亲自去那条“幸福大街”投简历，却连人都没有见上——前台说你得先打电话约，我说电话不通，前台说不可能，我说你打，前台拿座机打过去有人接，可一秒钟后我再拿自己手机拨通，却无人接电话。末了，《新京报》人力资源部让我留下简历。后杳无音讯。
我自己明白，如果这两次“突围”是一场场采访，报社派我去，我也早就败了，如果我是这两家单位，我也不要这样一个人……
我想起我的那位郭振海老师说过的一件事。郭老师说，他有一位朋友，30来岁，成都那块人，去年时已经是成都一家报社的副总编。可今年年初，这个人突然在成都“消失”了，他扔掉了手机，辞别妻儿，只身带着一个背包北上……郭振海老师说：永生，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意思就是说：三年后，看我的……
我为此振奋、心中激动，不独为这位老师，而是像他这样的很多人，而且，今天，我们是这样年轻，我又想起，这几日为了了解您的经历，我曾像做采访一样准备，翻遍了网络上几乎所有能够见到的关于您的资料，1996年，当您进入《南方周末》时，那是真正的风华正茂，时间从那里开始。
南周似的梦想，激励了太多人，我们这种学生，是在看着你们的神话里自我鼓励坚持下去的一群，无论今天的您感觉我们的这种“追寻”是否有意义可言，但我们已经站在了山脚下。
网上流传的关于您和由“您们”一路走过的“南周神话”，也许并不只是您和您昔日的同事们、今日中国传媒主操者的神话，历史和现实一样并不孤立，或许正是您一样的精神，使我们这些后来者背着剑来到这个朱德付老师所说的“传媒江湖”，今天，这是我们的“零公里”。
我从来不是一个靠别人的施舍生存下去的人，但您的文字给我一种难言的东西，这或许是某种情结，我真的想问问您，很多东西我想知道，即便这封信没有到您手中，迟早一天我也会在某个和您相遇的地方问出声音。比如这篇《重归世俗》，字里行间流露的不似一个完全的管理者的天生的“管理冷静”，也不似一个中国最优秀记者的“职业冷静”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只是反复的、一字一句的回想起那些让我思考的文本，那里面有挥洒自如的快意，这让我追寻，以此坚持，但也有复杂难言的感触，这让我突然间手足无措。
我不知道您心里对所谓周末的调查性报道厌倦没有，您说现今您写得最多的是评论性文章，但我总感觉，南周习惯和南周风骨，无疑是您华丽的傲立。现在的《中国周刊》，成为南周那样的新闻纸的可能微乎其微，可它又不得不借南周方式获得关注。
《中国周刊》第一期的时候，我尚未注意到您在，通过杂志第一期公布的信箱，我发去过一封关于对《中国周刊》建议的信件，觉得那一期中，《朱孟依》那篇是为数不多的好稿子。后来得知您在此间，猛然间有种强烈的感觉，那《朱孟依》的稿子，一定是您所作，回到住处一翻，果然是这样。只是，我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，除了事件之外，我从中读出了什么呢？一个记者的职业精神，究竟在具体中指的是什么？是到了今天的您的时候，还在坚持做这类稿子？还是另有其他？
朱德付老师在南周时，并非南周最华美的时候，成就南周的是一种绵韧的力量，你从不见她愤懑，她只是坚定不移地用丝线将那艘饱受风吹雨打的船缠了一圈又一圈，加固与修补。
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我时常在想，这或许是每个人的天然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不同，我们呆在一个渡口，坐上等来的船，却并不知道，撑船者技巧如何，或者，没有人知道，这船将在烟波浩渺的江心，遇到什么风浪。
写给《中国周刊》的建议里，我说“我错过了英雄帖，但将关注《中国周刊》，我不愿意附和什么‘梦之队’，而是觉得您这些老师的组合，是一个干事的团队，我会努力抵达它！您看见我时，我和新闻在纸上，您不见我时，我和新闻在路上，或者，我还在追寻‘新闻’的路上！”
我想起大一那会儿，为了打开一条路，我和同伴们上下求索，累得半死却很快乐，而我的大三大四，有些时候不知道在追寻什么，只能在自以为优越的口水中振臂一声：我当年……每个人都有年轻的岁月，而那时的所作所为，大概是后来的时光里回忆的最主要内容，但我现在想向前看、向前走。
我五月份的时候刚进入现在的单位，过了一周我就觉得自己会在这里难受，我甚至想到如果我不及时离开，到了七月的时候我还是这样子，现在我快看见了七月，也看见了七月的我……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，虽然太多想法在头脑间奔流不息。
关于那些“神话”，我还是要去试试，不管坚持多久，不管路在何方。
谢谢您！
此致
敬礼
张永生
2009-6-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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